27 岁的黄女士原本怀抱教学热情，从师范学院毕业后便进入国中（初中）担任代理教师，一边准备正式教师考试，规划着未来数十年的职涯方向。
然而，一年后她就离开教育行业。
“这份工作跟我想像的有落差，”她向BBC中文说。当年她同时任教英文和家政，并兼任校内的设备组长，工时和工作量出乎预期。“学生和家长也不好应付，不是一份很有尊严的工作。”
在台湾，像黄女士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常见。当老师本来被视为“铁饭碗”，现在却出现严重的“教师荒”，专家指长远将影响台湾的人才培育和整体竞争力。
教育部统计，截至8月25日，也就是开学前一周，全台公立国中小共3303所学校仍缺乏1429名代理教师。有学校公开甄选教师超过四十次，直到开学还是招不到人。
台湾师范大学师教育系教授、前师资培育学院院长林子斌向BBC中文表示，台湾中小学近几年都出现代理教师缺额，今年则更为严重，甚至许多学校也招不到特定科目的正式老师。
林子斌观察到，年轻人对从事教职意愿明显降低，他所任职的台湾师范大学，为台湾历史悠久的大型中等师资培训机构，一年培育约一千名师资培育生，然而去年仅有不到四成取得教师证，“他们是否真的进入学校任教，又是另一道关卡。”
身兼多职的代理老师
在台湾要当老师，得先从相关科系毕业或修毕教育学程学分，通过“教师资格检定”、实习半年后方能取得“教师证”，准教师们还得到各地参加“教师甄试”，才能成为正式教师。
由于正式教师甄试录取率低，很多人毕业后会先从事“代理教师”，成为编制外人员。
这是台湾政府因应少子化，避免校园可能减班、教师超额，维持人事弹性的措施。目前台湾的学校普遍不会聘满正式教师的缺额，而是大量进用代理、代课或兼任教师。
黄女士离开教育行业前，就是任职代理教师。但身为英文科教师，她只教了“一个班级”的英文课，其他时间要教两个班级的家政课。
她回忆，当时为了弥补专业不足，假日常要加班备课，向家政科同学请教，或上网学缝纫跟烹饪技巧，花在家政课的时间比在英文本科还多；虽然上课钟点数少于一般教师表定的一周18节课，但实际工作量却远远超过。
她也指出，该校因为人力紧迫，理化等升学科目须任用代课老师，“下课就得赶着去下一间学校”，这些非正式老师通常不会拨空为学生回答课业问题。
“我们要对学生负责，不能松懈，可是现实又不是这样，”黄女士坦言， 教学环境并不健康，她担心“误人子弟”，不仅对教学没有成就感，也无法在专业一展长才。
“我好像能想像当老师的整个未来，这是我想要的吗？我可以这样生活二、三十几年吗？”
喘不过气的行政工作
台湾教师还要兼任行政职务，缺乏专业行政人力配置。
除了各项活动仰赖行政教师统筹，近年教育政策频繁变动，包括12年国教、108新课纲等，皆需大量行政配合，教师们经常被评鉴、访视、报表等繁琐流程压得喘不过气。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侯俊良表示，教师年年人力不足，不仅每人要分担的课务沈重，校园行政事务还日益增加，教师长时间加班，普遍过劳，行业前景显得悲观，九成教师都不希望自己子女从事教职。
黄女士在国中任教时，就要兼任学校的设备组长，负责管理图书馆、发放教科书，“正式老师不想做，但刚到任就接这职位，真的满辛苦。”
就这样，她告别原本的梦想职业，转行到私人企业工作。
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台约有7.4万名已取得教师证的准教师，最终选择不投入教职，转而投身其他产业。
27岁的陈女士也毕业自师范学院，大学时期曾当实习教师，也体会到身兼多职、没有明确上下班时间的问题。
她向BBC中文表示，教学虽然有趣，但她这一代年轻人并不追求“一辈子”只做一份工作，“职涯还有很多可能性”，她为了保有选择，毕业后便直接到私人企业工作。
教师年龄断层
新血留不住，前线老师都说台湾的学校有明显年龄断层。
黄女士说，当时任教的国中“20多岁只有我一人，大部分都40岁以上”，由于教师是公职、长期被认为“铁饭碗”，部分资深教师明显不适任，但情节未严重到被革职，与重视员工表现和绩效的私人企业很不同。
“但整间学校如果多是这样的老师， 愿意认真教学的老师就会变少。”
教育部报告显示，台湾中小学年轻教师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都普遍偏低；邻近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三十岁以下国小教师比例，就比台湾分别高出16.6%和11.4％。
黄女士离开教育现场，未继续完成正式教师考试，也不是罕见的选择。
过去10年，台湾每年报考教检的人数多在9000上下，师资人数看似稳定，但教甄报考人次从2015年起便跌破4万大关，一路逐年往下，2023年只剩三万多人。
教师薪资大不如前
以往教师被视为高薪行业，但目前薪资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
据统计，过去20年台湾基本工资涨幅达230%，但国中小教师钟点费仅上调5%至29%，落后于整体社会薪资水准。
黄女士毕业自师范体系，同届英语系毕业生有80人，现在还在当老师的只有五人，“而且其中四人是公费生，毕业后必须到学校服务”。
她指出，教师薪资对文组毕业生而言，虽然起薪较好，但底薪成长幅度有限，通常都要“超钟点”加班、接行政职或专案加给，才能达到理想薪资；理组毕业生则更倾向直接到企业工作，“薪水更多、赚得更快，有人就直接去台积电工作。”
台湾中小学教师底薪为2.5万元新台币（820美元；610英镑），加上学术研究加给、导师费、行政加给、偏远地区津贴等，第一年薪水范围为4万到4.7万元，工作十年的薪资范围则在4.8万元至7.8万元左右。
相较之下，科技业新鲜人的平均起薪不仅较高，落在4.5万至5.3万元，在前景看好的晶片设计领域，部分公司的年薪可达400万台币以上，还有绩效奖金、股票分红等制度。
林子斌指出，台湾教师过往薪资与福利在众多职业中属于中上水准，但教师待遇没有成长，不仅未能反映生活水准和物价上涨；如今科技和资讯产业蓬勃发展，薪资条件和职涯发展性较佳，近年学校普遍缺理工科、资讯科教师，就是因为业界更吸引人才。
八成教师曾受“投诉”困扰
前线老师说，近年外界流传的教师“鬼故事”，包括导师下班经常要接家长电话，还有不少教师被家长告的案例。
今年37岁、在桃园市一所国中任职的教师蒋明伦就曾经历严重的家长投诉案件。
他向BBC中文表示，担任导师时曾为了帮助一名成绩不理想、面临毕业危机的学生，却被学生误解其用意，向家长传达“必须来学校求老师才能毕业”的讯息，导致家长找上议员与校长投诉。
最终整起事件在他跟家长当面沟通后化解了误会，但仍在其心中留下阴影，不再承担导师职务。
“很多老师现在态度就是多做多错，不要没事找事，用最低底线的方式工作，但教育工作不该为了自保。”
蒋明伦说，他国中时深受当时导师影响，“想成为像他一样的人”，从此将教师视为梦寐以求的工作，但在当今教育现场，教师专业不被尊重，也因为学生跟家长的不信任，时常发生争议跟冲突；教师受家长滥诉、接受过度调查的情况日趋严重。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侯俊良指出，职场环境恶化是年轻人不愿投入教职的主因之一，无论其是亲身经验，或是听闻他人的负面故事。
根据工会调查，约有八成教师曾因自身或周遭同事遭到投诉而被调查，这已成为教育现场普遍且深刻的集体经验。
“留下来是因为幸运”
这几年，蒋明伦经历不少年轻同事离开教职，其中一人曾是他第一届导师班的学生，受他影响也将教职当做志业，但对方实习时遭职场霸凌，“没实习完就决定放弃教职”，这些人如今都从事着与教育无关的工作。
他表示，教职缺乏诱因让年轻人留下来，政府部门应设法提升教师薪资、透过制度改善重建教师尊严，“孩子教育不仅来自校园，家庭教育功能也很重要”，家长要建立正确认知外，教师内部也应设法与时俱进。
“我没有因为遭遇一些事情，就对教师这行灰心，但我们必须进步，学习新的教学方式与新世代沟通。”
今年28岁、在高雄一所高中任教的张女士告诉BBC中文，尽管整体教育环境面临挑战，校园内部的管理者仍可透过积极作为，任用并留住更多年轻教师。
她指出，目前许多年轻教师一进入校园便被指派兼任行政职务，常因工作负担过重而需加班至晚间七、八点。她的男友今年刚成为正式教师，却在上任一个月内就因兼任训育组长、筹办毕业旅行压力过大而萌生离职念头。
相较之下，张女士任教的学校在工作分配上相对平均。行政职务与教学专案由教师轮流担任，年轻教师不会在初入职场时就承担过多责任，避免手忙脚乱的情况。“会由有经验的老师带新进老师一起做。”
她坦言，能够持续从事教职“是因为幸运”，该校教学风气开放，也更愿意进用年轻人，其任教科目有20名教师，约有近二分之一教师与她年龄相近。
“但这仍是可遇不可求的环境。”
没有人才，如何支撑高科技发展？
教职对年轻世代吸引力下降，已非单一职场问题，被视为是攸关国家发展的潜在危机。
教师工会代表侯俊良表示，近年教育部放宽聘用条件，允许学校在招不到代理教师时，得以弹性聘用未具教师证的教学人员，虽然短期内可缓解人力不足，但这类“权宜之计”恐造成教育品质的结构性风险。
“教育是国力的根本，台湾近年积极发展AI与高科技产业，更仰赖高水准的教育人才投入。有足够创意、自主规划能力的老师，才能引导孩子应用科技，面对未来快速变化的世界。”
教育政策专家林子斌指出，若希望吸引优秀人才投入教育领域，政府必须调整教师薪资结构与工作条件。“不要再把教职神圣化，对年轻一代来说，这就是一份职业。”
林子斌认为，政府应让课程回归教学专业，并改善整体职场环境，包括补足行政与教学人力。他以新加坡为例，该国透过明确的职涯发展制度，让教师可选择教学、行政或教材研发等不同路径，提供年轻人多元的职涯想像与成长空间。
“年轻人需要看到教职的发展性，不是二、三十年都做一样的事。”林子斌说。
民进党籍立委陈培瑜向 BBC 中文表示，政府过去为了因应少子化影响，长期未提升正式教师员额，仰赖代理与代课教师支撑教学现场，但这些人力难以负担日益繁重的教学工作量，也难以满足新课纲所需的多元教学需求，削弱年轻世代从事教职的意愿。
她认为，政府应跳脱传统思维，重新想像教育资源配置与师资制度。“少子化不代表就不能增加老师，”陈培瑜说，反而应趁机推动“精致化教学”，将每班人数从过去的五十人缩减至二十人，以提升教学品质与学生照顾密度。
她也强调，各县市因地理环境、家庭结构与隔代教养等因素不同，教师员额应具备弹性调整空间，让地方政府能依实际需求配置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