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国际LGBTI联合会(International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and Intersex Association)的资料,全球至今仍有64个国家将同性恋关系定为犯罪,处罚从监禁到死刑不等。
然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面,惩罚往往更加残酷。18世纪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讲述了一位荷兰男子被流放到荒岛的故事,这段历史几乎被人遗忘,直到两位历史学家重新将其拼凑出来。
三百年前,林德特·哈森布施(Leendert Hasenbosch)在被流放于亚森欣岛(Ascension Island)之后,写下了这段话:“1725年5月5日,星期六。按荷兰舰队指挥官与船长的指令,我,林德特·哈森布施,被流放于这座荒凉的岛屿,令我万分痛苦。”
亚森欣岛是一座位于大西洋的偏远火山岛,距离非洲海岸约1,540公里,距离南美洲约2,300公里:
当他写下第一篇日记的时候,哈森布施正开始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一段被尘封数世纪、最终重见天日的故事。
在18世纪,漂流者的故事广受欢迎。就在哈森布施被流的放几年前,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写下的《鲁宾逊漂流记》由真实事件启发而成,触发了读者的想像力。
但哈森布施的命运是独特的,正如历史学家艾尔文·霍夫曼(Elwin Hofman)所解释的那样,哈森布施并非意外流落至亚森欣岛;他是被故意流放到那里的,因为他被定罪为“鸡奸者”(sodomite)——这是当时对同性性行为的刑事用语。
被遗弃的水手
哈森布施的故事首次浮面是在1726年1月,当时一群英国水手登陆亚森欣岛时,发现了一座临时搭建的帐篷。在帐篷内,他们找到了一本日记,但却找不到其作者的踪迹。
这本日记被带回英国,该书被翻译成多个版本并出版,引起轰动,其中包括名为《鸡奸的惩罚》(Sodomy Punished)的一本。
尽管这些出版物保留了哈森布施经历的片段,却抹去了他的名字,将他转化为一个无名的警世人物,存在于公众的想像之中。
林德特·哈森布施约于1695年出生于海牙,是约翰内斯·哈森布施(Johannes Hasenbosch)与玛丽亚·范·贝亨德( Maria van Bergende)的独子。
母亲去世后,父亲将家人迁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而当时仍是少年的林德特则留在荷兰。
18岁时,他加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起初担任士兵,后来晋升为备受信任的簿记员。
荷兰东印度公司常被称为世界上第一家跨国企业,曾在亚洲拥有庞大的贸易势力,但其员工所面对的工作环境极为严酷。
近十年的时间里,哈森布施在巴达维亚与科钦(今印度柯枝)的据点服务。然后,在1724年10月,出于不明原因,他启程返回荷兰,但这趟回家之旅最终未能完成。
龟肉、龟血与尿液
在航程中的某个时刻,哈森布施被指控犯下鸡奸罪,这在当时被视为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荷兰东印度公司通常会以死刑惩罚此类罪行,但在他的案例中,判决是将他流放。
1725年5月5日,哈森布施被单独遗弃在亚森欣岛,身边仅有一顶帐篷、一部圣经、一些种子,以及不足一桶的水。
在最初的一个月里,哈森布施在这座贫瘠的岛上寻找淡水,并祈求能够获救。他的孤独很快变得难以忍受。他试图驯养一只鸟作伴,但那只鸟死了。他种下洋蔥、豌豆和扁豆,但那片土壤毫无收成。
到了六月,哈森布施开始出现幻觉,伴随而来是被罪恶感与幻觉折磨。他写道,其中一个幽灵是“我曾经认识的一个人”,他“和我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
但这些是否真是由他亲笔所写,还是后来英国编辑为了戏剧效果的添油加醋,至今仍无法考究。
随着岛上唯一的天然水源干涸,哈森布施的身体愈发虚弱。他无法捕捉山羊,田鼠又掠夺他仅有的作物,最终他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8月22日:我抓到一只大海龟,喝了将近一夸脱的龟血……我喝了自己的尿。”
到了十月,他几乎已是苟延残喘,靠着龟肉、龟血与尿液勉强维生。他最后的日记条目,写于1725年10月14日,简洁而令人难忘:“我如往常般活着。”
揭开历史
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哈森布施的故事一直只有一半被人记得。
英国出版的《鸡奸的惩罚》(1726年)与《真实关系》(1728年)虽保留了他苦难的经历,却抹去了他的身份。
1990年代,荷兰历史学家米歇尔·库尔贝亨(Michiel Koolbergen)在阿姆斯特丹海事博物馆偶然发现了一本罕见的英文小册子《真实关系》。书中讲述了一位因鸡奸罪而被流放的荷兰“鲁宾逊漂流者”的真实故事。
出于好奇,他深入研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最终找到了哈森布施的名字。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薪资记录中,有一则令人不寒而栗的记目证实了他的命运:“1725年4月17日,在普拉特堡号(Prattenburg)上,他因犯有恶行而被判处流放到亚森欣岛或其他地点,并没收其未领取的薪资。”
库尔贝亨于2002年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书名为《一位荷兰的鲁宾逊漂流者》(Een Hollandse Robinson Crusoe),但不幸的是,他在书籍出版前不久因癌症去世。
三年后,历史学家兼作家亚历克斯·里兹玛(Alex Ritsema)在代芬特尔的一间图书馆偶然发现了库尔贝亨的著作。
作为一位终生收集岛屿历史的研究者,里兹玛被迷住了,并于2011年出版了《亚森欣岛上的荷兰漂流者》(A Dutch Castaway on Ascension Island),将哈森布施尘封已久的故事带给英语读者。他将此书献给“两位早逝的荷兰人,林德特(哈森布施)与米歇尔”。令人遗憾的是,里兹玛也于2022年因癌症去世。
如今,哈森布施、库尔贝亨与里兹玛横跨数个世纪地连结在一起——三位荷兰人,他们的生命交织,只为确保哈森布施的故事不被历史遗忘。
“不再隐形”
林德特‧哈森布施的苦难经历或许让人感觉很遥远,但他遭受迫害背后的力量却令人熟悉。
历史学家艾尔文·霍夫曼(Elwin Hofman)解释,在18世纪的荷兰,鸡奸行为往往被忽视或默许,直到数次战败而引发的“男性气质危机”,才掀起一波残酷的压制。同性恋者成了社会衰退的代罪羔羊。
霍夫曼说:“在18世纪的荷兰,人们普遍有一种衰落的感觉……而解决方法就是加强对鸡奸者的起诉。这是我们今天也应该警惕的——在危机时期,人们可能会试图透过惩罚酷儿群体来恢复男性气质。”
就在哈森布施去世五年后,乌特勒支鸡奸大审判中有多达300人被起诉;许多人被公开处决,刑罚从火刑到绞刑不等,直到1803年相关法律才被废除。
如今,这种寻找代罪羊的现象仍可见于俄罗斯、乌干达与波兰等国日益增多的反LGBTQ+法律,这些法律往往以“保护传统价值”之名来进行。
在美国,自特朗普总统连任以来,他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批评者认为这些命令削弱了LGBTQ+群体的权利。他撤销的两项命令中,包括一项旨在防止基于性别认同或性取向的歧视的指令。
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命令,明确只承认两种性别:男性与女性,并声称这种性别无法改变。
国际LGBTI联合会执行董事茱莉亚·艾尔特(Julia Ehrt)表示,长期以来,此类法律导致 LGBTQ+ 群体被从历史中抹去,将现实生活变成了警世故事。
但她补充说:“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将LGBTI群体排除在‘体面’社会之外的情况可能一如既往,但我们不再是隐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