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昆士兰远北小镇雅拉巴（Yarrabah）的路途上，很难想像澳洲即将举行全国大选。
当你开车经过甘蔗田并沿着蜿蜒的滨海公路行驶时，在澳洲其他地区随处可见的候选人竞选海报，在这里完全没有踪影。
进入这个位于凯恩斯附近的小型原住民社区时，映入眼帘的只有棕榈树海岸旁的渔网，与一辆贩售冰淇淋、为了闪避在街上游荡的野马与野狗而急促摇铃的卡车。
“真的很奇怪，”雅拉巴镇“古琳尼·耶拉穆卡健康服务中心”（Gurriny Yealamucka Health Services）执行长苏珊·安德鲁斯（Suzanne Andrews）说。“我们完全没看到竞选标语，没有人（候选人）来造访。”
这位来自贾鲁族（Jaru）、布努巴族（Bunuba）与巴尔迪族（Bardi）三个原住民族群的女性，看着两大党领袖在电视上辩论，对他们未提及任何有关原住民的议题感到失望。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住民占澳洲2600万人口的约3.8%，在大多数社会经济指标上属于最弱势族群。历届领袖皆表明，这是“国家的耻辱”。
然而，在这次选战中，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与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几乎未曾触及原住民议题。
唯一引起关注的例外，是达顿在最后一场辩论中表示“欢迎仪式”（由当地原住民代表对活动在其传统土地上举行表示接纳与允许的仪式）太频繁，应该减少举行。
这是达顿罕见地在竞选中谈论原住民议题，但他不是在讨论原住民所面临的困境，而是将话题置于一场文化战争的脉络中。
专家与倡议者指出，政治人物避谈原住民议题，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类议题过于具争议性，对选举带来的风险太高，尤其是在2023年“国会原住民之声”公投失败后。
这项受到阿尔巴尼斯大力支持的提案，原希望在宪法中承认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Torres Strait Islander）的地位，给予他们更大的政治话语权，却被60%的选民否决。
反对者批评，这将加深社会分裂，制造“特权公民”，提案中建议设立的咨询机构将拖慢政府决策。
公投前，不论支持与反对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皆曾向BBC表示，希望这场辩论能激起更多改善原民生活的政策。
安德鲁斯女士是其中之一。但现在，她感到悲伤。她认为公投之后，现在政党为了安全起见，开始回避“烫手的原住民议题”。
即便是当初反对公投的人，也同意这个观察。
知名反对派人士沃伦·蒙迪（Warren Mundine）在公投当晚向BBC说：“现在艰苦的工作才真正开始了。”
18个月过去，他指出无论政治光谱哪一边，政客们都对原住民议题冷漠以对。“这次选举最令人难过的地方之一就是：不论‘原住民之声’是否通过，我们其实都有工作要做。”
“现在的情况是，这是我经历的选举中，可能是首次完全没有讨论原住民政策的选举。一片寂静。”
维多利亚州独立参议员莉迪亚·索普（Lidia Thorpe）向BBC说：“尤其是阿尔巴尼斯，因为他推动的那场原本就不该举行、而且最后失败的公投，现在连提我们都不敢。”
索普领导的“黑色主权”运动（Black Sovereign movement）反对“原住民之声”，主张应优先推动原住民与澳洲政府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
她说：“以前虽然我们常只是句尾的附带词，至少还会被提到。现在连这都没有。”
“这次选举本可以成为两位领袖团结国家的真正契机，揭示我们族人所面临的困境。他们需要说出真相：这些不公仍在延续。他们需要说出真相：他们有能力改变这一切，将情势扭转。”
自2008年起，澳洲政府推行“缩小差距”（Closing the Gap）计划，每年追踪18项指标以改善原住民在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劣势。
然而，最新评估发现，仅有4项目标进展顺利，有4项甚至恶化，例如原住民囚禁率在一年内上升了12%。
尽管数据不乐观，悉尼大学罗德尼·史密斯（Rodney Smith）教授指出，由于公投在许多工党票仓选区也遭否决，如今再谈原住民议题，在选举上可谓“自寻死路”。
他指出，反对党在广告中把这场被称为“浪费”的公投（估计耗资超过4亿澳元），与当前的生活成本与经济困境一起提起。
史密斯认为，2025年这次选举对原住民议题的忽视，其实并非特例，而是过去多年这个议题受到特别多的关注，现在只是回归以往常态。
他说：“不是说大家不该关心这些问题，而是整体来看，选民并不特别关心。”
澳洲国立大学的最新研究显示，2024年初至2025年初，认为政府应负责缩小原住民与其他国民生活差距的民众比例大幅下降。
该大学的尼可拉斯·毕德尔（Nicholas Biddle）教授指出：“（工党与反对党）在相关政策上的关注不足，反映出澳洲选民普遍不把这视为优先议题。”
独立议员鲍勃·卡特（Bob Katter）则说得更直白。
他曾在1980年代担任昆士兰州原住民事务部长，如今表示自己“每天睡前”都会想到原住民的困境。
他告诉BBC，他支持让原住民拥有更多自主治理的权力，并长期倡议扩大他们对可耕地与渔权的使用权。
不过，他也坦承，在竞选期间他并不谈这些议题。
“身为一个必须赢得选票的政治人物，我不敢提，”他对BBC说。
对许多原住民而言，这样的说法很难接受，特别是在那场公投对双方支持者都造成沉重伤害的背景下。
悉尼科技大学上月发表的报告指出，“原住民之声”公投导致针对原住民的敌意与种族歧视显著上升。在公投前后约六个月内，共记录了453起“经查证”的种族歧视事件。
大约五分之一的投诉内容提到了这场失败的公投。
该报告的特邀作者林登‧库姆斯（Lindon Coombes）教授在引言中写道：“尽管社会对建国与平反历史错误等理念投注了大量思考与辩论，但种族歧视的暗流始终存在。”
“这正是它隐蔽且可怕之处。”
在亚拉巴，安德鲁斯女士谈到这里突然红了眼眶。她说，她的两个女儿在布里斯本念大学，在公投之后遭到恐吓，还被人说了“太多充满种族歧视的话”。
“对那些离开部落改善生活的年轻人这样做，实在太过分了，”她说。
许多人表示，造成伤害的不只是种族歧视的加剧，还包括公投前整场辩论的语气与激烈程度。
沃伦·蒙迪说，他参与了这场带有毒性、极端对立的全国性讨论，结果让他觉得自己与社群渐行渐远。
“我被董事会踢出去，丢了工作……被排挤了。”
来自卡米拉罗伊／戈梅罗伊族（Gamilaroi/Gomeroi）的心理学家、“黑狗研究所”（Black Dog Institute）原住民策略总监克林顿‧舒尔茨（Clinton Schultz）表示：“长时间成为各方讨论的焦点，让人身心俱疲，也对人们的社交与情绪健康造成极大伤害。”
“这场公投的后遗症，是让很多人如今不愿再参与任何相关辩论。”
来自北领地、属于库伦比里金—丹加拉巴—提维族（Kulumbirigin Danggalaba Tiwi）的米莉玛‧梅（Millima May）在2023年告诉BBC，所有原住民真正想要的，只是“在影响自己生活的决策中拥有一席之地”。但现在，社群中有一些人做出了“战术性”的选择，选择“保持低调”。
她说：“我认为现在有很多原住民选择退出政治领域，以及所谓的澳洲民主制度。”
“如果我们能相信政治领袖与候选人能进行具层次、建基于事实的对话，那么我们就能用一种彼此尊重、让人感到安全的方式来讨论这些议题。”
“但这绝不是当前澳洲政治的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