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英国的外卖平台户户送（Deliveroo）于3月宣布撤出香港，并于4月7日正式结束香港业务。
已经为户户送送餐五年的庆叔表示，这不但让他失去了收入来源，目前也未知能否得到任何赔偿。
“我去年因送餐期间意外受伤的980港币的保险赔偿还没拿到呢，” 庆叔说。
户户送结束香港业务之后，旗下有逾1.2万名外卖员并不被公司视为员工，而是“自雇人士”，故亦没有交代遣散费和长期服务金的安排。 在目前的香港法例下，被界定为“自雇人士”的外卖员都不受到劳工法例的保障。
自平台经济兴起外，平台工作者的权益一直受到世界各地关注。 例如欧盟近年推动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权益，而西班牙是首个正式确立外卖车手属雇员身份的欧盟国家。
2021年西班牙订立被称为“骑士法”（Riders' Law）的法例，正式确立外卖车手属雇员身份而非“自雇人士”； 新加坡亦于去年通过《平台人员法案》，为各平台工作者提供更全面的法律保障。
而户户送撤出之后，香港的外卖平台只剩下两间，包括中资背景、美团旗下的Keeta和德国Delivery Hero旗下的Foodpanda。 有外卖员担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权益更加难以受到保障。
在香港关注组织“外卖员权益关注组”帮助下，包括庆叔在内的16名外卖员已经到了香港劳工处落案求助，希望能向户户送追讨解雇补偿。
劳工处回覆BBC中文查询称，如平台工作者认为与平台公司存在雇佣关系及提出雇佣申索，劳工处会提供调停服务。 若双方经调停后仍未能达成协议，有关个案会应申索人要求被转介劳资审裁处作出裁决。该部门没有提供至今接获多少户户送外卖员求助的个案数字。
外卖员 =“自雇人士”?
60岁那年，庆叔从原本的工作退休，大约两年便花光退休金，于是只能重新回到职场。
喜爱驾驶电单车的他，在疫情期间，选择了成为了户户送的外卖员，每晚工作大约四小时，一个星期工作六天的话，每周能够赚取大约一、二千元港币。
庆叔解释说，他选择户户送主要是由于这个平台采取自由上线接单模式，能够随时上班及下班，而另外两间则“需要预约上班的时间”。
尽管如此，若果遇到客人投诉、或是送餐的时间有所延误，相关的外卖员会收到警告信，甚至会被直接解雇。若果外卖员的接单率不足八成，也会得不到每单订单1.3倍的奖金。
奖赏及惩罚的机制由平台设定，外卖员只能被动地接受。
外卖员在送餐期间发生工伤的情况不时发生，去年九月，庆叔在送餐期间发生意外，被一辆巴士撞到，使其肋骨受到轻伤。意外发生后，他向户户送的保险公司申请意外保险赔偿港币980元。
庆叔说，这不足一千元的赔偿仍未有消息。今年三月还被要交补交资料，但直到户户送结束香港业务之时，他仍然未获得赔偿。 庆叔担心，这笔索偿最终会不了了之。
户户送宣布结业时，曾称有约200名员工将被遣散，并能够获取高于法定的遣散赔偿，而旗下的1.2万名外卖员被视为是“自雇人士”，不获任何遣散安排，但会被转至另一间外卖平台Foodpanda。
当户户送撤出的消息传出后，庆叔开始尝试申请加入另外两间外卖平台Foodpanda、Keeta，但在填妥资料之后，至今仍无回音。 他说，他已经做好最坏打算，向政府申请针对低收入和失业人士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计划。该计划下，65岁或以上的长者单身人士每月差不多有约四千多元港币，金额让庆叔能勉强度日。
外卖员权益关注组成员林凯汶表示，部分户户送的外卖员为平台工作超过两年，符合香港《雇佣条例》里面，为同一雇主工作四个星期或以上、每星期工作不少于18 小时的“连续性雇佣合约”，故应被视为雇员，能够获取相关补偿。
如何保障外卖员的权益
去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指导性案例，对平台企业要求劳动者注册为个体户再签订合作合约，明确依“用工事实”认定劳动关系。
今年该国的两会前夕，美团和京东先后宣布会为旗下的全职或稳定兼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保。而当局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
但在香港，外卖员与平台公司的关系，到底是自雇人士或是雇员仍无定论。
去年，香港区域法院处理过一宗尼泊尔裔外卖员Gurung因工伤意外、向户户送追讨雇员补偿的案件，答辩方户户送向法庭申请剔除原告人的诉讼获得接纳，判词裁定双方裁定并不存在雇主与雇员的关系。
这是香港区域法院首宗针对外卖平台雇佣关系的案件。
根据香港统计处今年出版的一份研究结果显示，过去一年推算有1.29万人曾从事外送平台工作，当中超过八成为男性、超过八成为中学或以下教育程度，约52.5%属15-39岁的年龄组别，⽽50岁或以上人士占24.2%。
以工作模式划分，最常见的岗位是单车手，占29.1%，其次有26.5%是以步行送递方式的“步兵”，22.7%为电单车手，21.6%为客货车司机。 有近七成受访者希望平台能提供与雇员相若的工伤保障。
目前，若果外卖员在送餐途中发生工伤意外，只能申索外卖平台提供的意外保险，而非《雇佣补偿条例》保障下能够获得的工伤补偿。 两者之间的差距，除了赔偿金额、获得的保障与法定工伤补偿差距甚远之外，在工伤期间亦不会获得法定的病假津贴、以及免被解雇的法定保障等。 这意味着，若果在工伤期间申请病假，外卖员有机会遭到平台解雇。
香港有不少外卖员为少数族裔，巴基斯坦裔的Khan Jahangir自2019年起开始为户户送担任外卖员，对于他来说，这几乎等同一份全职的工作，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大约十小时，每周大约能赚取约港币9,000元的收入。
在他眼中，外卖平台控制着外卖员的路线、送达时间，而且外卖订单的定价控制权在平台而非外卖员手上，外卖员亦需要跟随平台的安排，形同受雇，他不认为自己应被定性为“自雇人士”。
Khan Jahangir是其中一名向劳工处落案的外卖员，向户户送追讨约46万港币的解雇补偿，当中包括遣散费、长期服务金、有薪假期等费用。
目前，Khan Jahangir已转到Keeta工作约一个月。 对于他来说，Keeta的上线时间有较大限制，作为外卖员需要“随时候命”，而平台“插单”（突然加插新的订单）的安排，也让他送餐的时间得得更为紧凑，“同一时间会有三个订单，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在户户送撤走之后，香港只剩下两间外卖平台竞争，他担心，日后Keeta会逐渐减少外卖员的报酬与奖金，而外卖员的议价能力只会更为受限。
中国餐饮外卖平台美团旗下的Keeta于2023年5月进军香港，当时被指与户户送、Foodpanda变成“三分天下”的局面。
不足一年时间，根据市场调查机构Measurable AI的数据，以餐饮外卖订单计算，2024年首季Keeta市占率已达44%，成为外卖市场的首位。
Keeta早期曾以高薪及特别迎新奖赏来吸纳外卖员，但随着其站隐脚步之后，外卖员的报酬及收入亦有所下降。
自Keeta进入香港市场之后，外卖员权益关注组接获到的外卖员投诉及求助，愈来愈多跟Keeta有关，而户户送则愈来愈少。
50岁的阿婷（化名）在新冠疫情期间成为了一名“步兵”，主要是在九龙西一带送递外卖。 自2023年转为Keeta工作。
在Keeta刚进军香港的时候，阿婷也能够获得不错的酬劳，但之后每张单的单价开始减少。 作为外卖员的她，对于被强行减薪，并没有议价能力，只能被动地接受。 而Keeta亦曾经推出过自愿减薪计划，若外卖员接受减薪，能够获得优先派单。
她认为，外卖平台对于她的控制，“我觉得自己就是员工。”
阿婷也忧虑，在只剩下Foodpanda和Keeta两间外卖平台的情况下，外卖员的权益将更难得到保障。
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曾建议香港政府可参考中国大陆的模式，为香港外卖员确立与平台之间雇佣关系。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表示，今年内会拟定保障平台外卖员的未来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