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宣布，罗马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病逝，享年88岁。
教廷声明表示，方济各在复活节星期一（4月21日）罗马时间07:35（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5:35；北京、台北、香港时间13:35）“回到天父的家”。他此前曾因呼吸道感染住院，在复活节期间曾坐着轮椅在梵蒂冈会见信众。
方济各的教宗生涯开创了许多“第一”。他从未停止推动天主教会的改革，但仍然受到传统派的欢迎。
不过，在对华关系中，教廷在方济各任内与中国签署了备受争议的《梵中主教任命临时性协议》，教会内外对此有显著分歧。但学者对BBC中文指出，这仍将是方济各在中梵、台梵关系方面最被人纪念的事情。
方济各是首位来自美洲或南半球的教宗。在叙利亚出生的额我略三世（Gregory III）于公元741年去世后，罗马主教之位便一直由欧洲人担任。
他也是首位出身耶稣会（Jesuits）的教宗——耶稣会在历史上曾经受到罗马的戒备与猜疑。
方济各的前任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是近600年来首位在世退位的教宗，这使得梵蒂冈花园在近十年间同时容纳了两位教宗。
方济各原是阿根廷的贝尔格里奥枢机主教（Cardinal Bergoglio of Argentina），他在2013年当选教宗时已年逾七旬。
许多天主教徒原以为新任教宗会是一位较年轻的人。
贝尔格里奥展现出兼顾各方的形象：在性议题上坚守正统立场以迎合保守派，同时以开放的社会正义观点吸引改革派。
人们希望他的非传统背景能够为梵蒂冈带来活力，重振其神圣使命。
然而，在梵蒂冈内部官僚体系中，方济各的部分改革举措遭遇阻力，而他的前任——于2022年去世的本笃十六世——仍然深受传统派拥护。
决心与众不同
从当选那一刻起，方济各便表明自己将有所不同。他在与枢机主教会面时并未端坐于教宗宝座，而是站立与人交谈。
2013年3月13日，方济各站在俯瞰圣伯多禄广场的阳台上，身着素白色的法衣，并选择了新的名号，以纪念13世纪的传教士暨动物爱好者圣方济各。
他决意选择谦逊，而非浮华与奢华。他拒绝乘坐教宗专用轿车，而是坚持与其他枢机主教共乘巴士回家。
这位新教宗为全球12亿天主教徒确立了一项道德使命。他曾说：“噢，我多么希望看到一个贫穷的教会，为贫困者而存在。”
方济各本名是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又译伯戈略、伯格里奥）。他于1936年12月17日出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家中五名子女中的长子。他的父母为躲避法西斯政权的迫害，从意大利逃至阿根廷。
年轻时的贝尔格里奥热爱探戈舞，也是当地足球俱乐部圣罗伦素（San Lorenzo；又译圣洛伦索）的支持者。
他曾因严重肺炎而险些丧命，并接受手术切除了部分肺叶，这使得他终生容易受到感染。
年老后，他还因右膝疼痛而备受困扰，形容这是一种“身体上的屈辱”。
年轻时，他曾在夜总会担任保镖，也做过清洁工，后来修毕化学技术员文凭。
他曾在一家工厂工作，与艾丝特·巴列斯特里诺（Esther Ballestrino）共事，后者曾致力于反抗阿根廷军事独裁政权，最终遭受酷刑，遗体至今下落不明。
之后，他加入耶稣会，攻读哲学，并教授文学与心理学。十年后，他被晋铎，并迅速升迁，于1973年成为耶稣会阿根廷省长上（superior）。
争议与指控
一些人认为，他未能充分反对阿根廷军政府的残暴统治。
他被指控与阿根廷“肮脏战争”期间军方绑架两名神父的事件有所牵连。在1976年至1983年间，数千人遭受酷刑、被杀害或失踪。
这两名神父遭受酷刑折磨，但最终被发现时仍然存活，当时他们被大量镇静剂麻醉，且几乎赤身裸体。
贝尔格里奥被指控并未通报当局，这两名神父在贫民区的工作已获得教会批准。若指控属实，这意味着他间接将他们抛弃给死亡小队。然而，他对此坚决否认，并坚称自己曾在幕后努力营救他们。
当被问及为何当时未公开发声时，他曾回应称，形势过于复杂。事实上，当时36岁的他身处混乱局势，面对的挑战即便是最资深的领袖也难以应对。他确实帮助了许多试图逃离该国的人。
他与部分耶稣会同僚也存在分歧，后者认为他对解放神学缺乏兴趣——这种神学思想结合了基督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旨在推翻社会不公。相比之下，他更倾向于以温和的方式提供牧灵关怀。
在某些时候，这种分歧甚至让彼此关系接近决裂。当他在2005年首次竞选教宗时，一些耶稣会士甚至松了一口气。
生活简朴
1992年，他被任命为布宜诺斯艾利斯辅理主教，随后晋升为总主教。
2001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将他册封为枢机，随后他在罗马教廷担任要职。
他树立简朴的形象，摒弃许多高级神职人员的外在标志与特权。他搭乘飞机时通常选择乘坐经济舱，并更喜欢穿着黑色神父长袍，而非象征枢机身分的红紫色法衣。
在讲道中，他呼吁社会包容，并批评政府忽视穷人。
他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这里的经济增长最快，却在减少苦难方面最少。”
作为教宗，他致力于修补与东正教会长达千年的裂痕。为表彰这一努力，自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以来，君士坦丁堡宗主教（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首次出席了新任教宗的就职典礼。
方济各与圣公宗（Anglicans）、路德宗（Lutherans）和卫理公会（Methodists）展开合作，并成功说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总统与他一同祈祷和平。
在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袭击后，他强调不应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划上等号。他表示：“如果我要谈论伊斯兰暴力，那么我也必须谈论天主教暴力。”
在政治上，他支持阿根廷政府对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声索。在一次宗教仪式上，他说：“我们来此为逝去的英魂祈祷——那些为捍卫祖国、夺回属于他们的土地而奋战的人。”
此外，身为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他在美国政府推动与古巴的历史性和解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调解作用。很难想像，一位欧洲出身的教宗能够担当如此重要的外交角色。
中国主教任命协议
在方济各任内，梵蒂冈与中国达成并三次续签有关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的临时协定。这是中梵关系进程中的缓慢进展。
梵蒂冈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一直是中梵关系发展的障碍之一，而方济洛领导下的梵蒂冈在2018年与北京订立每两年更新一次的临时协定，被视作双方关系开始发生微妙转变。
此前，在中国效忠教宗的地下教会与政府主导的官方天主教机构一直分裂。签署协定后，双方均认可教宗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最高领导人，且对中国主教的任命有最终决定权，但同时商定中梵在主教任命上进行合作。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研究）莫哲暐博士长期研究中梵、台梵关系。他对BBC中文说：“2018年签订协议打后，确实有多名新主教获祝圣就职，而且起码表面上是双方都同意及认可的人选，亦有个别地下主教公开就职。教廷亦成功以协议框架为工具，保持与北京谈判。”
“然而协议也造成新问题，包括因为内容保密，令地方当局以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士能藉协议之名迫使某些地下团体转为地上。”
这份协议在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教会人士之间引起反弹，其中，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便曾公开批评教廷“负卖教会”。
方济各曾声称，这是在现实条件非常有限之下的教会治理策略。
“外交就是如此，”他在2022年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当你面对僵局时，你要找可能的方式，而不是理想的方式，去解决。”
他将此比作天主教会在东欧剧变前所采取的策略——1960至1970年代的两任教宗圣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禄六世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订立一系列时常令人侧目的协议，以在冷战时期令天主教会在这些国家得以存活，并减少教徒所受的迫害。
虽然两任教宗和当时的罗马教廷外交官卡萨罗利枢机（Card Agostino Casaroli）因此而受到批评，但是多数历史学家承认，这些政策帮助天主教在这些国家成功坚持到了柏林墙倒塌。
方济各教宗向路透社表示，中梵关系的缓慢进展是“中国的方式”，因为中国人的观念是“没有人能催赶他们”。
2024年10月，临时协定续签，时效延长至四年。莫哲暐博士认为：“或许是双方均意识到教宗方济各身体大不如前，而梵方希望续约可以延续到新教宗上任之后。”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学系的中梵关系专家朱益宜教授认为，协议得以续签四年，象征着北京对梵蒂冈的信任，可算是方济各的外交成就。
朱益宜教授对BBC中文指出，世人将纪念教宗方济各希望同时跟北京与台北建立友好关系的真诚态度。
“他渴望了解中国文化，并寻找促进双方关系的方法。他高调寻求与中国教会建立良好关系。”
传统立场
在许多教会教义上，方济各坚守传统立场。
与他同在修道院学习的奥斯瓦尔多·穆斯托蒙席（Msgr Osvaldo Musto）表示，方济各在安乐死、死刑、堕胎、生命权、人权以及神职人员独身制等议题上，“与若望保禄二世一样毫不妥协”。
他认为教会应接纳所有人，不论其性倾向是什么，但他坚持认为同性伴侣领养孩子是对儿童的歧视。
方济各对某些类型的同性结合表示支持，但他不赞成将其称为“婚姻”。他表示，这样做将是“试图破坏上帝的计划”。
2013年刚当选教宗后不久，他便参加了罗马的反堕胎游行，呼吁捍卫未出生胎儿的权利，并强调生命应从受孕那一刻起便受到保护。
他曾敦促妇产科医生依照良心行医，并在爱尔兰举行堕胎公投时发出呼吁，希望当地民众保护弱势群体。
他坚决反对女性晋铎，并强调若望保禄二世已明确排除这一可能性。
此外，尽管他最初似乎认可避孕可用于预防疾病，但他仍赞扬教宗保禄六世（Paul VI）的相关教义，警告避孕可能导致女性沦为男性的满足工具。
2015年，方济各在菲律宾对信徒表示，避孕导致“家庭因缺乏子女而被摧毁”。在他看来，真正具有破坏性的并非子女的缺失本身，而是人们刻意选择不生育的决定。
遏制虐待儿童
然而，他的教宗任期面临两大挑战：来自批评者的指责，认为他未能有效处理教会内的虐待儿童问题；以及来自保守派的压力，认为他削弱了天主教信仰，特别是他允许离婚并再婚的天主教徒领圣体的举措。
保守派还将虐待儿童丑闻当作攻击他的武器，持续施压。
2018年8月，前任圣座驻美国大使卡洛·玛利亚·维加诺总主教（Archbishop Carlo Maria Viganò）发表了一封11页的公开信，形同向教宗“宣战”。他在信中表示，梵蒂冈曾收到多次警告，涉及前枢机主教汤玛斯·麦卡里克（Thomas McCarrick）的不当行为。
据指控，麦卡里克长期虐待成年人和未成年人。
然而，维加诺声称，教宗方济各明知麦卡里克的劣迹，却仍将其视为“心腹顾问”。维加诺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教宗方济各应该辞职。
维加诺还指控：“这些同性恋势力利用秘密与谎言，就像章鱼的触手一般，正逐步扼杀整个教会。”
这场争议一度威胁到教会的稳定。最终，经梵蒂冈调查，麦卡里克于2019年2月被剥夺神职。
在新冠疫情期间，方济各取消了他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例行公开露面，以防止病毒传播。
他并以道德领袖的身份发声，强调接种疫苗是每个人的责任。
2022年，95岁的本笃十六世逝世，方济各成为一百多年来首位亲自为前任教宗举行葬礼的教宗。
此时，他自身的健康状况也开始恶化，并多次住院治疗。然而，他仍坚持推动全球和平以及跨宗教之间的对话。
2023年，他前往南苏丹进行朝圣之旅，恳求当地领导人结束冲突。
他也呼吁停止俄乌战争，称这是一场“荒谬而残酷的战争”，但他似乎接受了俄罗斯的政治宣传，认为俄国是受到挑衅才发动入侵，这使乌克兰人感到失望。
一年之后，他展开了一次雄心勃勃的访问行程，足迹遍及四个国家、横跨两大洲，包括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加坡等地。
当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登上圣伯多禄宝座时，他决心推动变革。
或许有人希望他能是一位更具自由派色彩的领袖，而批评者则认为他在应对神职人员性侵问题上表现不够强硬。
然而，他确实带来了改变。
他任命了超过140位来自非欧洲地区的枢机，为继任者留下了一个比他接掌时更加全球化的教会。
为了以身作则，他过着朴实无华的生活，不住在梵蒂冈的宗座宫，而是入住旁边的现代化迎宾馆——这座建筑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修建，原本作为接待访客之用。
他认为，住进宫殿会助长虚荣心。他曾说：“看看孔雀，从正面看，它的确美丽。但从背后看，你就会发现真相。”
他希望能够振兴教会的使命，不再陷入内部斗争，而是专注于服务贫困者，让教会真正回归人民。
他在当选后不久表示：“我们必须避免教会陷入封闭自守的精神病态，只关注自身。”
“如果要在一个虽然受伤却仍走入人群的教会，与一个病弱且封闭自守的教会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