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当时39岁的郭艾珊首次向人坦白她的秘密。
“我是酒鬼。”她对聚会上多名陌生女性说。
这是场定期举办的女性匿名戒酒互助会，每周约在台北市一间连锁速食店碰面，从酒瘾问题谈到事业、家庭与生活。
郭艾珊告诉BBC中文，她过去从不知道有与其相似处境的女性，“当时我连家人都不敢说，身为酒瘾者已经很羞耻了，更何况是女性的酒瘾者。”
在台湾，根据行政院卫福部的数据，女性饮酒者比例逐年增加，2023年增至18%，显示趋势与男性相反。
政府去年十二月公布的最新统计更显示，2023年接受酒瘾相关治疗的女性更首次超过万人，创历史新高。
台湾戒酒暨酒瘾防治中心主任方俊凯指出，目前全台湾参与戒酒方案者25%为女性。他从2000年初开设酒瘾戒瘾团体治疗，其诊女性患者从个位数至今已达36%。
专家指出，新增的女性酒瘾者多数为白领阶级都会女性。
方俊凯解释，这与台湾女性经济自主与职场竞争压力有关，而他的女性患者中高阶主管比例高，她们比一般白领女性更需社交应酬、与男性竞争资源与地位。
掌握自主权
郭艾珊参与的“匿名戒酒会”俗称AA（Alcoholics Anonymous），是国际性互助组织，其台湾分会的活动包含仅限女性参加的场合。郭艾珊观察，参与者也以白领者居多。
至于她自己，郭艾珊向BBC中文回忆，她对酒精产生依赖，也正是从踏入职场开始。
近二十年，郭艾珊在两岸三地多家大型外商任职，当过知名化妆品的行销经理、连锁速食店的产品总监，还曾出过两本“职场必胜”的书籍。
她形容，酒精是推动其职场人际关系的“催化剂”，下班和聚会喝酒能增进同事情谊；应酬、谈生意的场合更少不了。2010年后她到中国工作，酒局更激烈，与客户喝酒是比魄力跟较劲，“敬三杯就要还六杯”。
郭艾珊与台湾近半人口一样有“酒精不耐症”——喝酒容易脸红、晕眩，但她身为女性高阶主管，为了与男人“平起平坐”，长年将喝酒视为职场技能。若听到有人以“是女孩子算了”的言论为她挡酒，便会有酒就干杯，更努力拚酒。
“为展现社会期待，少喝一点我都不要，我不要冒这个风险，”郭艾珊说。
踏入30岁后，郭艾珊酒喝得更多。为了争取升迁机会，她频繁应酬及加班工作，陪客户喝完大量烈酒，深夜准备隔日工作时再独自喝掉两支白葡萄酒。
这一年是2018年，同年她罹患酒精性肝炎，从国外紧急送回台湾治疗，住院超过一个月，甚至一度考虑换肝。
“出院前我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喝酒？”郭艾珊说，她当时才意识到自己有酒精问题——自己不仅在职场喝酒，下了班也已无法离开酒精。
当酒精变成枷锁
郭艾珊毕业自台湾大学，是名校高材生，性格追求完美，深信成功女性要能兼顾职场与家庭生活。其24岁就结婚生子，比同龄人更早进入婚姻。
她坦言，那段婚姻并不幸福。由于夫家观念传统，她每天忙碌工作后仍须买菜煮饭、打理家务，怀孕时期也无法休息，“一想到要回家，我就感到痛苦。”
为了维持传统“好媳妇”和“好太太”的家庭角色，她开始以酒精缓解压力，但又要避免被发现。她每晚下班先去便利商店买啤酒，在路边或计程车上喝一罐，嚼食口香糖去除味道，再将两罐藏在浴室，趁洗澡和睡前刷牙时喝。
她形容酒精如“任意门”，让自己逃避失败的婚姻生活。多年下来，其酒瘾渐失控，买菜顺道买一瓶伏特加藏在衣柜；离婚后她外派香港，独自带孩子与母亲到异地生活，压力更大，每天喝一、两支红酒才能入睡。
隐形的酒瘾者
郭艾珊说，酒瘾不容易产生病识感。长达三年她找不到真正病因，以为喝酒仅与忧郁症有关，多次求助精神科、妇产科，也试图以个人意志力控制酒精。
她曾滴酒不沾几个月，却因为想以喝一罐啤酒犒赏自己的“努力”而功亏一篑。
喝酒时她行为能力正常，家人跟保姆都未察觉有异，仅以为她在房间工作、或心情不佳。
但酒精渐渐影响其生活，肝炎住院后她辞去海外工作返台。郭艾珊回忆，其曾喝到忘记去接小孩放学，或在阳台喝醉，被邻居报警以为其要伤害自己。
2021年郭艾珊首次至成瘾科门诊接受治疗。但光是走入诊间就令她崩溃，当天接受团体治疗者都是男性，只有她跟一名患者是女性，她们两人都戴着口罩、不敢露面。由于太羞耻，她中途便离开疗程。
“喝酒喝到生病非常可耻，我不想承认，”郭艾珊解释，她当时对酒瘾者充满刻板印象，认为酒瘾代表堕落、软弱，缺乏节制及抗压性，而她与这些人“不一样”。她也指出，社会更容易指责女性酒瘾者，一旦承认酒瘾，就形同失责的母亲与妻子。
如今医学普遍使用“酒精使用障碍症”（Alcohol Use Disorder）称呼无法停止饮酒的疾病，将患者区分为轻、中、重度三个等级，涵盖了人们通称的酒精滥用、酒精成瘾等。国际研究显示，只有不到一成酒精使用障害症患者曾就医。
根据2014年的一份研究所推估，台湾约有30至80万人患有酒精使用障碍症，但近5年每年实际接受治疗的仅约五万人，显示就医人数远低于实际患者数。专家指出，尤其女性酒瘾者的数据更严重低估。
卫福部嘉南疗养院成瘾暨司法精神科主任李俊宏表示，台湾男女酒瘾比高达8至10比1，远高于西方国家的2比1，反映社会对女性在职场和家庭角色的期待，使她们更难寻求治疗。
李俊宏指出，白领女性往往比男性花更多力气与时间升迁到相同位置，担忧承认酒瘾会影响事业；而家庭主妇缺乏个人时间，就诊会占用做家务、照顾小孩的时间，难向公婆跟丈夫坦承病情。
台北市联合医院松德院区一般暨成瘾防治科主治医师黄名琪也发现，女性通常较少由家人陪同，而是独自就医。她解释，同样严重程度的酒瘾问题，男性较易被接受，“女性则被认为不可取，不能有这个问题。”
黄名琪解释，许多女性酒瘾患者是像郭艾珊这般难以被识别的“高功能的酗酒者”——即使符合酒精依赖跟滥用的标准，她们仍能维持正常甚至高于标准的工作表现，及良好人际关系。
这些女性多介于三十至四十岁，虽饮酒多年，但在引发健康或家庭问题前，她们不具备病识感，“连身边的家人、同事、朋友都能瞒过。”
对女性生理伤害更大
黄名琪指出，社会对酒瘾的误解源于对其病理的无知。酒瘾是一种慢性脑部疾病，成因包括遗传、心理与习惯因素，发病过程可能长达五至十年，其中遗传影响占比达五成以上。
研究指出，女性因生理差异，酒瘾进程较男性更快、伤害更深，且酒精对其脑部影响较大。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酒精滥用与酒瘾研究所资料显示，患者会产生强烈渴求与依赖，难以控制饮酒，常缺乏病识感，即使生活受损仍持续饮酒。
黄名琪强调，酒瘾须靠专业医疗面对，“她们被疾病所束缚，没有喝酒会痛苦，”并往往伴随焦虑、忧郁、不安、失眠、暴躁等情况。
“自我疗愈”
今年43岁的美美（化名）的酒瘾便反复发作超过了十年。多数时候，她已无法解释喝酒原因。
她的酒瘾起于28岁，那年她以公费赴海外攻读资讯科技硕士。学业压力大又寂寞使她初尝酒精，并成了生活中少数的慰藉，“各种水果口味，喝下去肚子就暖暖的。”其时她一晚就能喝完一支750毫升的伏特加。
“我一直渴望有天成为家族第一个博士。”美美告诉BBC中文
美美是家中长女，父母长年寄与厚望，年轻时她从未松懈过。她解释，防备又内向的个性使其难以与同侪交心，酒精能让她放松、释放压抑的情感。
31岁时，她回台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她夜夜失眠，时常焦虑跟恐慌，思绪混乱便寄托酒精逃避压力，结果在学术会议因宿醉表现失常、酒醉不起错过重要面试，最终无法完成学业。
“我的梦想只完成了一半，喝酒把我搞砸了。”
美美说，期间她也经历一段糟糕的感情，对方亦有酒精问题，会施以肢体暴力，她无法工作，每天用酒灌醉自己。
认识现在的丈夫后，她当起全职家庭主妇，育有两个学龄前的孩子，但仍持续与酒瘾拉锯。她试着戒酒、求诊和服用戒瘾药物，状况时好时坏，也因喝酒与丈夫多次冲突。酒后吵最激烈的一次，美美曾赌气抱着孩子想从住处往下跳，警察跟社工因此介入。
“达不到成功的焦虑，做错事却无法踩煞车的懊悔，让我很沮丧，”她说，酒精下肚就像沈沈睡去、做一场好梦，“什么都不用想了。”
黄名琪指出，女性饮酒通常为了快速“自我疗愈”，因此比男性更着重取得酒精的方便性，便利商店盛行使女性酒瘾患者更容易在短时间取得酒精，“喝了酒就能继续做她被社会期待的事。”
从批判到理解
今年43岁的明瑄（化名）来自一个有酒瘾者的家庭，她自己也在十年前成为了酒瘾者，这趟历程使她对于“酒瘾者”改观。
“我接纳了有酒瘾的自己之后，才接纳我有酒瘾的弟弟。”明瑄告诉BBC中文。
明瑄跟弟弟都在中学时期被父母送到国外留学，弟弟未成年就接触酒精，时常因暴饮而进出医院。明瑄则从小被期待成为优秀的长女、照顾家庭，内心长期处于焦虑与压抑。
三十岁时，她的压力来到高峰。她在家人资助下拥有自己的服饰设计品牌，但自小管教严厉的母亲从未满意。她因此借酒消愁。
她渴求更高浓度的酒精，假日时连白天都得喝上威士忌或高粱。她也发觉，焦虑感不再因为酒精消除，反而越严重，情绪更加不稳定。
她尝试心理谘商、服用失眠和抗忧郁药，但没就酒瘾对症下药。直到四年前，她向女性匿名戒酒互助会求助，才正视依赖酒精的原因，也梳理出母亲在其成长过程造成的创伤。
明瑄说，因为固定参与和主持戒酒会，她认识不同生命处境的酒瘾者，理解心理健康疾病、创伤史及社会文化环境，都可能是他们反复饮酒的理由。
她说，过去她对弟弟的酒瘾充满批判，如今明白成瘾背后的复杂因素。她自己也正视酒精依赖的源头，练习静心、瑜伽，并试着处理与母亲的关系，现在已能稳定控制酒精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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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台湾成立首家酒瘾防治中心，协助转介酒瘾者进入医疗体系。卫福部数据显示，接受治疗者中约9成患者饮酒频率或量大幅降低。
该中心主任方俊凯指出，透过行为疗法、互助团体或药物治疗都能帮助酒精使用障碍症患者达成康复状态，且无论是长期停酒，或偶尔摄取正常量酒精，都能算是成功戒瘾。随着医疗转介网络更为健全、治疗方案多元化，过往较难进入医疗体系的女性患者，也显现出较高的就医意愿。
台湾酒害防制立法延宕多年。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全球酒品危害防制策略”，台湾当局即表示推动酒害防制立法，包括加强酒瘾戒治服务、健康警语标示，以及研拟征收酒品健康捐等，但该草案最终未正式提出。
方俊凯认为，台湾应参考日本于2013年《酒精相关健康问题对策基本法》的成功经验，其明定政府、业者、医师及个人的责任义务，同时尊重饮酒文化。透过法律规范防止邀请他人不当饮酒，日本的敬酒文化渐渐改变，“干杯只要沾一口就可以。”
如今，郭艾珊已滴酒不沾超过两年，她公开酒瘾身份，今年初更将自身经历出版成书。她鼓励女性不要受社会期待所拘束，应酬喝酒不应与工作表现划上等号。
“我也不像以前一样，在工作或私生活都追求完美。”她指出，与酒瘾对抗到共存，使其觉察自身情绪跟弱点。她专注生活，重拾大学时期热衷的排球，一周练习两天；有时也跟女性戒酒会认识的朋友相约出游。
郭艾珊明白，她一生都需与酒瘾问题共处，康复之路不容易，每天起床仍会问自己“今天能否保持清醒？”
“但在人生路上跌倒很正常，只要再站起来就好。”